元数据成为“电子眼”，我们的个人隐私受到侵犯了吗？

然而，公众的观点却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一种观点认为，事态十分严重，这意味着我们即将面临政府的持续监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多年来企业一直在收集我们的元数据，所以这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引起了公众的恐慌呢？

在激烈讨论的背后，隐藏着一系列更深层次的问题：新法律合乎道德吗？元数据还会被用来做其他事吗？还是说政府只是将电信公司一直在做的事写进了法律里？

要想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就是考虑政府在使用这些元数据时是否与企业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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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必要窥探我们的个人生活吗？一般来说，个人隐私是被视为免于政府监管的领域。基于以上对隐私的理解，政府访问我们的元数据并不是正确的行为。

但正如联邦总检察长George Brandis所说，政府有责任调查和预防严重犯罪。如果元数据有助于防止恐怖主义和儿童色情等犯罪，那么我们就应该利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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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都知道在调查严重犯罪时，警察实施监控前通常需要提供搜查令。因此，如果Brandis的类比成立，那么在使用元数据前也应该具备这样的权证。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使用这些信息时，政府是否与私营公司（例如电信公司）存在特殊的差异。

出于商业目的，许多互联网服务都需要创建、收集和存储我们的某些元数据，对此我们表示接受，一般也不会引起道德恐慌。那么当政府做同样的事情时，我们为什么要担心？甚至进一步说，鉴于元数据可以用来阻止某些严重的犯罪，政府似乎更有理由这么做。

这是因为，公司和政府在使用我们的元数据上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政府拥有所谓的“武力垄断”。政府有警察、军队和其他安全机构，这是私人公司和普通人所没有的。

政府可以行使的权力与私人完全不同。因此，公众对政府滥用元数据的担忧远远超过对公司的担忧。澳大利亚对警察、军队和安全机构如何合法行使权力有着长效的法律规定和限制，同理，元数据的访问和使用也应该具备相关规定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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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我们需要记住，由于我们越来越依赖计算机和互联网，现在企业很容易滥用我们的个人信息。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我们应该密切关注这些公司以及他们利用我们的信息做了什么。

尽管企业可能没有警察或军队那么大的力量，但是公司可行使的权力依旧远超个人。因此，或许也应该对公司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督，对他们使用元数据的方式加以限制。

差异的最后一点，来自于知情同意这个概念。

如果一家电信公司出于商业目的需要保留某些元数据，并且我们签署了允许这样做的协议，那么这就不算侵犯隐私。这种协议需要满足知情同意的基本条件：我们得到适当的通知，并且在了解的情况下同意。目前的问题是，有的公司、个人或机构是否会将这些信息用于其他目的。

技术哲学界的领军人物Jeroen van den Hoven称之为“信息不公正”，即在未经个人同意的情况下，将人们在情景A下提供的个人信息用于情景B。

令人担忧的是，如果我们允许电信公司将我们的元数据用于商业目的，而政府机构为了进行刑事调查而利用这些信息，这时就可能会出现信息不公。这就像如果医生是为了诊断而询问我们的病史，我们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但如果医生未经我们同意便将这些个人信息用于商业目的，我们可能就会觉得隐私受到了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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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大多数许多情况下，刑事调查是完全合理的，而且在调查前寻求嫌疑人的知情同意显然十分荒谬。但我们需要认识到，元数据应该被谨慎对待，并且只有特定的政府机构出于严重的原因才可以进行访问。 否则，公众的态度会从默认允许变为严重批评和密切关注。